义乌小商品市场商业文化背景的产生

一、义乌商业文化的发源

义乌商业文化的发源归于徽商的一个分支。早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但江浙本地大商贾不及外地商人，势力最盛的当属徽商，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明清时期，由于地理上等诸多原因，义乌商人与徽商来往最为密切，在商业交往过程中，因此受徽商商业文化的影响最深，就连建筑也仿建徽商大商贾的门庭而建。我们从义乌佛堂的古民居建筑就可略窥一二。

古时徽州民居建筑有一种“冰裂纹图案”，这是一般民居建筑内窗格、隔门中常见的木条装饰图案造型。在徽州的徽商古民居中，我们可以发现分别由中间一个等边六角形、周边很有规律地排列着“人”字三角形的冰裂纹装饰。据徽州的一位老者介绍：中间的这个等边六角形，在装饰纹图里称为“玄机”。在这种“内藏玄机”的周边，每两根木条，都有序地拼装成一个“人”字，展示了一个“六面和通，以人为本”为理念的徽商文化核心。

   这种“内藏玄机”的冰裂纹装饰图案，在佛堂镇古民居装饰中，同样到处可以见到。在佛堂镇内的古民居建筑中，还可以看到由这种冰裂纹衍变的、体现了佛堂镇“佛”教文化的另外一种“空心人字”图。在由一个个用四根条木拼凑成一个个空心的人字中间。“玄机”，不是等边六角形，而是一个象征佛教中称为“吉祥喜旋”的空心“人”字。这种周边空心的“人”字，与徽商提倡和气生财的生意经融为一体，又体现了佛堂镇起源于1400多年前双林寺傅大士《心王铭》中“莫言心王，空无体性”的佛教文化。

   此外，“商字门”。徽商住宅中的商字门，一般建在厅堂或过道上，上面托刻的是“二龙拱寿”一类的图案，当门内站着一个人时，就构成了一个商字，意思是“要进我家门，先从商下过”。嘉庆年间，王蒲潭凤林王氏第卅一代福兆公，慕名请了一名徽州先生到家中教子读书，该徽州教书先生颇通商道。福兆公经常向他请教商诀，并对这位先生言听计从，把自己的店号取名为“日顺”，做生意果然发了大财。福兆公认为这是自己得益于徽州先生的教诲之果，于是继续聘请徽州建筑师傅，完成了他父亲王书士起建的“植槐堂”厅堂的建筑。

由于在徽州民居建筑中，屋内厅堂或过道上，饰以一个“商字门”，是每个徽商居民豪宅中所惯用的形式。福兆公为了炫耀自己，要求来自徽州的泥水匠，把“商字门”建筑在左右龙虎门前面的门罩上。其商字上面一点，开成二楼弄堂前面可以借光的葫芦小窗，用黛瓦装饰的门罩，代替点下面的一“横”，一横下面的“二点”，镶嵌在二块代表吉祥物的舞狮石雕，中间刻有阳体“方直”(右门“让廉”)字的石匾上。石库门框上面左右二角，分别饰以两个三角形的石刻“滴水”，代表商字内的“八”字，石库门框外沿，饰以“门”字形的骑缝叠砖花。尤其是在代表一横的黛瓦装饰门罩的二头，别出心裁地加上两个鳌鱼的浮雕。后来，佛堂的商人都认为是“植槐堂”和“槐荫堂”门前的商字门，为“日顺”和“利记”带来了好运，于是纷纷竞相仿效，凡清朝中后期所建的佛堂古民居门面前，基本上都饰上了这么一种式样的“商字门”。

可见，义乌商人的经商之道实与徽商一脉相承。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诚如清代道光年间，徽州黟县大商贾舒遵刚所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之大道也。”在这里，他是用“义利”的概念来阐发其观点的。义，当然包括诚信。在这位舒遵刚看来，义其实就是利之源。钱财总有其来源，狡诈生财，就自己塞住其来源；而奢侈和滥用钱财，则是“自竭其流”。因此，因义生财，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这样去经商，才算是懂得了“大道”。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佛堂是义乌的商业中心，商业经济十分发达，是义乌的重要商业口岸，许多商品都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而许多徽商也正是看中了佛堂的商业口岸，纷纷在此经商和经销或采购商品。在长期的与徽商的贸易和交往中，义乌商人也十分注重商业道德的建设，形成了“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观念。这种观念，源于儒家思想，从而使得义乌的商业文化积淀深厚。

二、“货郎担”与义乌民间商业文化

可以肯定地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真正渊源，是义乌商业历史文化的另一分支，即小商品交换所内在的商业习俗文化。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萌芽和先发优势的形成与义乌特有的历史和文化沉淀具有内在的联系。下面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一判断：在义乌，小商品贸易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稠城镇和廿三里镇，都不是当年的大市镇，相反当年成为浙东四镇之一的佛堂，在后来的小商品生产和交易中，又处于比较滞后的地位。

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里，只有少数较大的市镇才能形成商业中心。商业行为围绕着市镇的农副产品集市和手工业的行业街市进行，并渗透到广大农村地区。但是，商品和货币的流通范围在当时仅仅限于市镇，市镇经济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广大的农村地区依旧是小农经济。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网络中心，市场范围较为集中，做生意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口分散，货币缺乏，需求水平远低于市镇，大商人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做生意，因为这些大商人承受不了农村生意的零散性，纵然有雄厚的资本，也只能选择放弃，这就意味着农村市场出现了一个空档，需要有人去填补。而义乌“货郎担”式小本买卖人，正是迎合了农村市场的需要，才得以几百年繁衍生息。

义乌的“货郎担”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以农业和农业人口为主、重农抑商的国度中，由农民转化为商人，使他们离开生生不息的土地，在正常的社会变迁之中，一般只能是个别的现象，像义乌这样出现大批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则必定有打破历史常规的偶然因素，这就是明朝戚继光在义乌招募抗倭的义乌兵，是发生大转变最早的源头，是大批义乌农民弃农从商的一个契机。
　 据史料记载，在抗倭期间至少有近4万名义乌青壮年成为明朝政府的抗倭雇佣军。义乌兵的数量众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在当时的人口规模下，几万青壮年投入战争，随军作战，不能不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义乌兵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在战事结束退役后又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首先，长期的军旅生涯使得退役后的义乌兵不习惯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地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然而，他们中大多数人地位低下，不能进入上层的政治领域，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加入新兴的城市商人的队伍，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的社会群体。其次，常年随军征战，义乌兵早已背井离乡，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义乌兵是义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当然只能从事边缘的事业。义乌兵的后代由于缺少经营资本，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做一点小本买卖，久而久之，他们由于贫穷而走出农业，又由于贫穷而做小生意。
　　义乌兵不仅创造了义乌农民弃农经商的契机，影响了一代代义乌人，而且义乌兵在军旅生涯尤其是在作战中养成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对义乌人独特的商业经营方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旧中国的农民是小生产者，有狭隘的家庭观念和自我意识，缺乏组织纪律性和相互协作的精神，但是义乌兵的后代改变了这些陋习。这一进步是与戚家军抗倭的治军方略有关系的。戚家军特别注重士兵的组织纪律和作战时的分工合作，这样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个人能力高于他们的倭寇海盗。同样，在这种传统影响下，这些义乌兵在退役后做小生意的时候，商业活动也有严密的组织，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的。义乌商业文化最突出的地方在于，通过组织和合作将千万个分散的农民组成一个商业团队，商业团队之间有着明确的市场范围，在一个市场范围内又有组织地形成了商业网络。只要义乌人到一个地方，他就能依靠特有的网络和组织在短时间之内开始商业活动。而这一特点并不是一般的农民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养成的，它最早是从义乌兵身上继承下来的。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其后自发形成的义乌“敲糖帮”商业组织，便可看出端倪。

据史料记载，到民国时期，有近万人外出“鸡毛换糖”，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特的行业——“敲糖帮”。在“敲糖帮”组织中，最早专为敲糖人设立的一种服务，叫“坐坊”。坐坊分为四种：

一为糖坊，他们把熬煎好的糖饼、糖粒、生姜糖用现金或货物贷给敲糖人，同时还收购或代销敲糖人收来的货物；

二为站头，即“敲糖帮”居住的小客栈，并兼营糖担托运业务；

三为行家，专事采购小百货供应“敲糖帮”；

四为老土地，专事收购“敲糖帮”换回的物资。

“敲糖帮”鸡毛换糖业务虽各人分头经营，但因从业能力不同，根据业务水平高下，这支队伍又形成四个层次：

一为老路头，由精于敲糖业务的人充当。他往往由各大族在敲糖人中推选，由其统率一路糖担；

二为拢担，业务能力亚于老路头，由各村推举负责带领本村糖担；

三为年伯，由拢担指定辅助拢担工作；

四为糖担，即初次出门的敲糖者，有如学徒，归年伯指导带领。

因此，敲糖者经营路线、范围、日期、膳宿、购销物品、成本借贷、归还结算、货物托运等事前均有磋商。老敲糖大都有自己固定的线路，固定的住宿处。拨浪鼓一摇，糖担一放下，小孩子也叫得出他的名字来。而全县敲糖帮经营路线有南、北、中三线。南路糖担足迹至湘、赣、闽等地，中路至皖南、徽州所属各县市及浙南各县；北路至苏南、浙西、浙东等处。南、中路总站在衢州，供糖担所需膳宿及糖货，各糖担均在此中转。

由此可以看出，义乌兵所传承下来的精神，在后代所组建的商业组织又得到了重要的体现。这就是说，义乌农民的商业文化并不是学术思想，而是高于理论的民间商业传统。

义乌的商业文化，体现出了典型的民间商业文化传统。这种商业文化，不仅源于义乌农民特有的商业习俗，更得益于其独特的民间文化背景。他们不贪图形式的华丽，但追求实际的效果，不做出财力之外的决策，但在财产明晰的前提下，相互合作，拧成一股绳，共同开拓大商人不屑于开发的农村市场。摇着拨浪鼓、挑着糖担的义乌农民从一个、两个发展到了一组、两组，最后发展到成千上万，从临近的州县走到了浙江之外。从而使得敲糖换鸡毛杂货的行当居然在清朝的时候起就已经成为义乌东乡和北乡人的重要谋生手段。